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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激活現代文學研究的經典性和當代性 ——劉勇教授訪談錄
來源:《當代文壇》 | 劉 勇 鳳 媛  2023年03月31日07:39

一 認真是極其神圣的態度

鳳媛:劉老師您好!非常高興您能接受我的采訪。今天的話題我想先從北師大120周年校慶的宣傳片談起。這部名為《何以為師》的片子,分成了“誠”“勤”“勇”“愛”四個段落,您擔綱了其中“勤”的部分??吹侥诮淌依飺]斥方遒、激情開講的樣子,看到您筆尖落在文稿上,專注修改的情形,我既感到非常親切,又備受感動。您能談談參與這部紀錄片拍攝的感受嗎?

劉勇:謝謝。你看到這部紀錄片中我的那部分不到2分鐘的時間,但恐怕難以想象為了這不到2分鐘的時間,我們包括整個拍攝制作團隊付出了多少辛苦。那天的拍攝從早上一直持續到晚上,為了一個鏡頭的完美呈現,要反復拍多次,甚至很多鏡頭我們拍了很多遍,到最后剪輯成片時為了整體效果仍舊被舍棄掉了。紀錄片的文稿,我帶領我的團隊反反復復修改了17遍之多。雖然付出了很多辛苦,但最后呈現出來的結果還是非常好的,這也充分說明了凡事只要認真投入去做,一定不會差,也一定會有收獲。

認真也是我做人為文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甚至可以說是認真到了一種較真的程度,對很多問題都喜歡究根問底。在我看來,認真的內涵是極其豐富,也是極其神圣的。在認真中提高水平,在提高中繼續學習,這種認真表現在我的方方面面。對待教學,不管是本科生、碩士生還是博士生,雖然層次有差別,教學方式和方法也不同,但我都是非常認真地對待每一堂課,認真備課,撰寫教案。我指導的碩士生、博士生形成了一個學習團隊,我給它起名叫“學門”,但凡有學術問題的討論,我都組織所有的學生參與,大家都發表想法,提出意見,共同討論,我堅持認為只有這樣的認真切磋,才能共同提高。你在紀錄片中看到修改文章的情景,我的文章都是一遍遍修改打磨后的結果,從結構、觀點到表述、甚至標點符號,我都會認真拿捏揣摩。

鳳媛:2022年10月份,您獲得了北師大第三屆“四有好老師”金質獎章,這可以說是北師大教師的最高榮譽了。您還多次獲得北師大“本科教學優秀獎”“最受本科生歡迎的十佳教師獎”,您主編的多本現代文學史教材也在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在我看來,您已經做到了教學和科研的一種雙贏了。我很想知道,您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

劉勇:確實,我雖然現在有多個學術頭銜,包括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馬工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首席專家等,但我仍舊堅守自己是北師大的一名普通教師的本位,也同樣一如既往地非常重視教學工作。不瞞你說,雖然這些年我獲得了不少獎項,但我最看重的一個獎是由北師大學生直選出來的“最受本科生歡迎十佳教師獎”,這不是什么大獎,但在我心里這不僅是一份榮譽,更是一份責任。我認為,大學最重要的特點是“課比天大”,北師大尤其注重這一點,把課講好是最重要的。我1986年站上北師大的講臺,到今年已經有37個年頭,作為一個老教師,按說張嘴就能講,但我每次講課之前都要認真準備教案。備課不僅是“備課”,準備相關的課程內容,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備人”,什么叫“備人”?就是熟悉我的學生的情況,我在北師大開設了各個層次學生的課,有博士生的研究方法課,有碩士生的“中國文化專題(現代部分)”課,還有本科生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課。我認為,一個好的教師在講課時一定需要清楚了解教學的對象,他們的知識結構,他們的興趣和興奮點,他們的需要以及他們的接受方式和能力。我面對的每一屆學生都是不一樣的,每一次都是一種新的體驗,更是一份新的責任。

教學的過程,不僅是單向的對學生的知識輸出,更是一種雙向的互動和啟發。這一點在我指導碩士生和博士生上尤其可以看出。我前面說過,我有一個師生共同學習的團隊,博士生和碩士生都會參與我相關課題的研究工作,依托這個團隊,我們做了很多的事情,申報課題、研究課題、舉辦會議等。在共同參與課題研討的過程中,不管是學生也好,我作為教師也好,都會感覺到這是一個非常鍛煉人,也非常啟發人的過程,甚至我的很多碩士生博士生的畢業論文題目都是從這個過程中產生的。

多年來,我培養學生有一個固定的做法,就是定期帶領學生們開設讀書會。不僅是在讀的碩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和訪問學者,還包括已經畢業了的學生,每學期開始的時候我們會安排精讀一本書,期末的時候組織讀書會研討,所讀的書并不限于現代文學專業,這些年來我們先后讀過《瓦爾登湖》《雪國》《金閣寺》《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萬歷十五年》《三體》《三姐妹》《等待戈多》《我的名字叫紅》等。這些書有的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獲獎作品,有的是人文社科類的經典暢銷書,古今中外、不同題材和體裁的都有,通過這種精讀式的研讀,一方面讓學生們明白我們做現代文學的,不能僅僅局限在專業領域的狹小空間里,還要多多涉獵別的專業和領域的知識、方法和思維,另一方面因為有新老學生的加入,他們的讀書也就帶入了不同時代、不同年齡層次的人生體驗和感悟,因此大家能感受到這是一種立體的、豐富的,同時也是具有深度的交流,我感覺讀書會已經成為了我們師生之間一種具有儀式感的事情,每年都有已經畢業的在外地工作的學生專門坐飛機來北京參加這個讀書會。

二 提倡以譜系學為契機的中國學術話語

鳳媛:2022年8月召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第十三次會員代表大會上,您當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新一任會長,這也是繼王富仁老師之后北師大的現代文學研究者再次接棒這一使命。我很想了解,您履新這一職務,對您來說是壓力更大,還是動力更大?我注意到您最近發表在北師大學報上的那篇《百年師大與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術傳統》的文章,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題目,百年師大的現代文學學術傳統自有其博大豐厚、多元交融的個性,但毋庸置疑,它也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這一學科發展傳承,熔鑄學脈根性、構建學科特點的重要組成部分。我想,這一命題是否和您履新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推進本學科深入發展的整體謀劃相關呢?很想聽聽您在這方面的設想。

劉勇:謝謝你的關注。首先想強調的是,我始終清醒地意識到,我們只是站在現代文學學科領域多少代前輩學者們的肩膀上,遇到了這樣一個歷史契機。和這些學貫中西的前輩們相比,我們有著難以克服的局限和不足,我們也永遠無法達到他們的高度和深度,正是因為認識到這種不可比性,我們才會更加虛心,更加努力地去傳承這些優秀學者積淀下來的學術傳統和經驗。擔任現代文學研究會的會長也給我了這樣一個特別好的學習和傳承前輩學者的機會。

今年是北師大建校120周年,作為一個師大人,特別是作為從事現代文學研究的師大人,我感到非常驕傲。我們去看北師大校史,會發現北師大中文學科從一開始就有很高的歷史站位和學術起點。它不僅有魯迅、周作人、錢玄同、李大釗、劉半農、朱自清、俞平伯這樣的新文學的舉旗手和建設者,還有梁啟超、馬裕藻、黎錦熙、朱希祖、劉師培這樣的國學大師,可以說,北師大深厚的人文傳統,直接孕育了現代文學學科的形成和發展。這也是我們常說的“百年師大,中文當先”,同樣我們現在也力爭做到“百年中文,師大當先”。

除此之外,北師大中文學科還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在我看來,“革命”不僅是北師大的文學傳統、學術傳統,更是中國現代文學的根本底色。李大釗在女高師任教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魯迅積極支持女高師學生運動,這些都鑄就了北師大現代文學學科參與社會改革和思想革命的特質。

北師大從事現代文學研究的學者,不僅有葉丁易、李何林、楊占升、郭志剛、張恩和、黃會林、王得寬、蔡清富、朱金順、劉錫慶、李岫、王富仁、任洪淵、藍棣之等;還有鐘敬文、李長之、郭預衡、黃藥眠、穆木天、彭慧、鄭敏等,他們共同構成了北師大現代文學學科極其寶貴、得天獨厚的資源和學脈,這是北師大獨一無二的特色。這些學者自身的文學經驗和學術背景非常豐富,他們既是現代文學的創作者和參與者,同時又是現代文學研究的開拓者、建設者,他們的文學創作與文學研究之間常常存在著一種“跨學科”的性質。比如鐘敬文、李何林、穆木天、黃藥眠、彭慧、鄭敏等。這些學界前輩留存給我們的既是一種學脈傳承,更是一種重要的思想資源,可以為我們推進當下現當代文學學科建設提供借鑒。

鳳媛:您近年來主持的京味文學的譜系學研究、左翼文學的譜系學研究等課題,包括剛才提到的百年師大現代文學學術傳統的闡釋,都可以視為您近年來一直倡導并深耕的現代文學譜系學研究的重要維度。我注意到您在做譜系學研究的時候,對“譜系學”做了一種新的界定,這和我們習慣性依據的西方文藝理論資源比如??碌摹白V系學”概念,既有聯系也有區別。您的文學譜系學研究,是以某些具體的文學問題為中心,盡可能還原歷史的細枝末節,挖掘被隱藏的、已經碎片化的“文學遺跡”,從而讓文學發展更具有歷史感和真實性。這和??伦V系學從微觀角度重新審視社會歷史有一定程度的呼應,但從整體目標上看還是顯示出了差異。??陆琛白V系”來說明某種概念或話語是如何產生,從而打破歷史和事件的連續性,是典型的后現代思維。而您則希望在縱橫交錯、四方融匯、相互關聯中梳理事物發展的流脈和復雜關聯,我認為您這是和西方學術話語進行一種潛在對話,并努力樹立起一種適應中國時代文化語境的中國學術話語范疇。

劉勇:你的觀察是不錯的。我主編的“譜系學叢書”目前正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其中包括了我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0世紀中國左翼文學的譜系學研究”,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十二五”規劃重點項目“京味文化的譜系研究”和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京津冀文脈譜系與大京派文學建構研究”三大本,目前即將推出前兩本。這也可以說是我近年來從事現代文學譜系學研究成果的一個系統性的呈現。之所以提出譜系學研究,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發現學界在研究一些復雜的問題時,往往只能舉其一端,不能準確和立體地把握事情發展的整體面貌和事物之間的互動關系,因此也就不能揭示事物發展的本質和規律。

從事現代文學研究這么多年,我深切地感到,我們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研究已經進入到一個比較成熟和充分的階段,但是就研究方法和觀念而言,從單純的作家作品研究到宏觀的文學史研究,再到學術史和接受史的探討,依然處在不斷完善的過程中,文學研究越來越需要向系統性、具體性和深刻性方向發展。所以這個時候引入譜系學的研究方法是非常有必要的。以左翼文學研究為例:左翼文學的復雜特征,在整個文學史上都是比較特殊的,整個左翼文學內部派系眾多、各個陣營之間各自為陣,又密不可分,左翼文學刊物數量龐大,左翼作家的創作風格各異,有關左翼文學的論爭此起彼伏,左翼文論的探索一直曲折向前。這種盤根錯節、千絲萬縷的復雜關系使得左翼文學天然具有了譜系的特征,也最適合用譜系學的方法來研究。同樣的,京津冀文脈譜系的問題也很復雜,從歷史文脈到自然地貌,從經濟發展到生態意識,到最后的國家發展戰略,都是多個維度、多重因素、多種力量復雜交互作用的結果。

鳳媛:讀您的文章,我常常有一種感覺,那就是說自己的話,談切實的問題。您并不經常使用一些西方文藝理論的概念和術語,沒有什么看起來高深莫測、玄之又玄的學術修辭,但卻能用精練而顯豁的表述提出一個確實存在而且非常有意義的命題,比如您近幾年提出的現代文學史的“過時”“分段”和“經典建構”問題,現代文學的“文脈譜系”問題。同時您還經常有一些讓人眼前一亮的學術“金句”,比如“文學史不是越寫越厚,而是越寫越薄”,“不讀而還是經典的”,“魯迅不是‘新青年’”等,這些問題并非是一種自說自話,而體現了一種“對著講”和“接著講”的學術意識。我想問的是,您是如何處理西方學術資源和中國既有的學術體系、學術思想之間的關系的?

劉勇:就像你剛才說的,??碌淖V系學也好,尼采的道德譜系也好,包括我們中國傳統的家譜和族譜也好,都是我的譜系學研究的一種參照,但也僅止于參照。我之所以把譜系學視為一種方法論,并加以重新界定,正是在對上述理論和思想資源的一種重新審視和再創造。這么多年的研究,我深深感到不少研究者自我主體性的匱乏,我們所使用的理論、方法,甚至是學術語言都受到了西方文藝思想的巨大影響,這種影響不是說不好,事實上我們現代文學以及這一學科的產生都和從晚清到“五四”的各種西方思潮的涌入密切相關,“五四”以來的多少代作家可以說都是在這種“影響的焦慮”下去尋找和確立新文學自身的獨特性。我們作為現代文學的研究者同樣也面臨著西方學術話語的影響,問題是我們要學會在這種影響之下去審視他者和審視自身,審視他者就是有意識地和西方文化思想資源進行對話,審視自身就是對我們既有的傳統的學術體系、學術思維進行反思,目的就是為了建立起適應時代發展語境的中國學術話語。

你說我的學術表達沒有什么西化的印記,確實是這樣的,我們現代文學的問題,如果一味套用西方話語,既會有削足適履的危險,更會讓這種研究變成一種理論的表演,失去了解決現實問題的針對性。我這幾年提出的關于現代文學史的一些命題,現代文學史是否“過時”,現代文學史的“三段論”是否合適等,都是一些有感而發的“對著講”和“接著講”,是回應學界相關的不同聲音而發的。你說的那些“金句”也都是通過和這些學界爭執較多的問題的重新思考激發出來的。

舉例來說,關于現代文學史的起點和邊界問題,不少學者試圖拓展現代文學的版圖,把現代文學史的起始時間不斷地向前“拱”,拱到1915年、1912年,甚至19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再比如“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提法在一段時期里非常流行。它對以往我們的文學史包括教學實踐中忽視近代文學尤其對晚清文學重視不夠這個現象來說,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嚴家炎先生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出版于2010年,它把現代文學的開端往前追溯到19世紀末,將陳季同的中篇小說《黃衫客傳奇》看作是第一部具有“現代意義”的小說,這個觀點的確很有創新,但它得到廣泛認可還要經過時間的考驗。對一個重要的文學時間節點,比如現代文學的起始時間的討論,應該回到歷史現場,回到當時的歷史語境中去。當年胡適、陳獨秀以兩篇文章明確地要求“今日之中國,當造今日之文學”,提出開啟“文學革新之時代”,掀起了文學運動,這是具有起始性質的?!饵S衫客傳奇》意圖溝通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具有一定的現代性,但是它并沒有提出“新文學”的觀點,甚至陳季同“世界文學”的觀點,在當時也并沒有產生什么影響,后人追加再多的解讀和分析,它都難以具備現代文學的起始性質,都不足以構成現代文學與古代文學的分水嶺。更為關鍵的是,過于強調晚清文學的貢獻,對現代文學本身的歷史價值并沒有太大的作用,一味地延長現代文學史的時間也沒有太大的意義。所以我堅持認為,一段文學史的價值,不是由歷史時間的長短和空間的大小決定的。對于現代文學來說,三十年足矣?,F代文學的“現代”不僅具有時間意義,更是一種沖破束縛、解放自我的能力。要解決現代文學研究的焦慮,只能向現代文學本身凝聚目光,不斷開掘現代文學自身的內涵,建構現代文學自身的經典與傳統。

三 傳承“北師大的魯迅傳統”

鳳媛:2019年,北師大成立了魯迅研究中心,我注意到中心成立后展開了一系列頗有影響力的學術活動,比如2021年底召開的“世界文明視野下的魯迅”國際學術研討會,“魯迅研究與現代文學新視野”系列學術講座,以及出版《無以歸類的現代精神:魯迅文化論集》等。您作為魯迅研究中心主任曾指出北師大的魯迅傳統是深厚而獨特的,北師大的教育傳統是安身立命之本,而魯迅與教育的融合必將成為新時代北師大新的傳統。您能具體談談“北師大的魯迅傳統”的內涵嗎?

劉勇:我前面已經說過,北師大深厚的人文學術底蘊在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形成和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北師大的魯迅研究傳統更是其中濃墨重彩的一筆。比如李何林先生的魯迅研究。在王瑤、唐弢這代學者當中,李何林有其獨特的革命經歷和人生體悟。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李何林投筆從戎參加了北伐戰爭,隨后他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霍丘“文字暴動”。暴動失敗后,李何林來到北平,加入魯迅組織發起的未名社,自此,李何林的思想堅定不移地與魯迅站在一起。獨特的革命經歷決定了李何林對魯迅的認識非常透徹準確,對魯迅的情感無比堅定熱烈,處理與魯迅相關問題的方式也是格外果斷明確。他在1930年代出版的《魯迅論》,1950年代撰寫《魯迅的生平和雜文》《魯迅〈野草〉注解》等論著,在出任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兼魯迅研究室主任期間,領導和主編了《魯迅手稿全集》《魯迅年譜》(四卷本)、《魯迅研究資料》和《魯迅研究動態》,并耗費巨大心血組織編纂了《魯迅大辭典》。李何林的這些學術成果深刻系統地闡發了魯迅精神,對魯迅研究的發展,對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建立作出了具有開創性的重要貢獻。

李何林的魯迅研究有自己的“偏至”,但他始終歡迎和容納所有有益于探究魯迅思想的研究成果,沒有李何林寬廣的胸懷,就不可能有王富仁魯迅研究里程碑式的貢獻。1982年,王富仁考入北師大中文系,師從李何林,攻讀中國現代文學專業博士學位。在王富仁的學術道路上,李何林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不僅在于他們之間實現了魯迅研究的某種延續,更重要的是對于兩人來說,研究魯迅、堅守魯迅,已遠遠超乎簡單的師承關系,而是鮮活的有血有肉的生命和精神傳承。雖然兩代人的學術立場并不完全相同,但魯迅始終是連接兩代學人關系的精神紐帶,在精神導向和研究方法上既有相通的一面,也有發展的一面。

當然我們講北師大的魯迅研究也不能僅僅停留在李何林和王富仁兩位學者這里,像民俗學之父鐘敬文先生、新中國比較教育科學創始人顧明遠先生都曾在魯迅研究領域有過重要貢獻。鐘先生本就是現代散文作家,是“語絲社”的成員之一,同時他還是著名的魯迅研究學者。1920年代的時候,國內的魯迅研究已經起步,當時收集報刊研究文章成冊的,前后有三本書:臺靜農的《關于魯迅及其著作》、李何林的《魯迅論》和鐘敬文的《魯迅在廣東》。1970年代,因教學和注釋《集外集》的需要,鐘敬文又撰寫了一批研究魯迅的文章,后收集為《關于魯迅的論考與回想》。在此期間,他又主編了《魯迅在杭州》,與《魯迅在紹興》《魯迅在廣州》《魯迅在北京》《魯迅在日本》《魯迅在南京》共同構成《魯迅生平史料叢抄》,在學界產生了深遠影響。顧明遠在1980年代時編寫了《魯迅教育思想與實踐》,之后陸續編寫了《魯迅作品里的教育》《魯迅教育文存》等,他對魯迅教育思想的研究為魯迅研究開辟了一塊新的園地。這些都應該作為北師大的魯迅傳統中的重要部分,而且這些學者因為自身的學科背景而介入魯迅研究,也使得魯迅研究的跨學科研究成為可能。

我們現在講北師大的魯迅傳統,一方面是傳承和整合北師大既有的魯迅研究的學脈資源,另一方面則力圖展現出一些新的研究動向:一是把魯迅放置于世界文明的視角下加以研究,尤其注意魯迅在世界文化中的形象與地位;二是集中對魯迅語言的研究,包括魯迅文學語言與魯迅翻譯語言,這是回到魯迅自身的一個重要推進;三是把魯迅與當代語文教育結合在一起。長期以來,魯迅與語文教育是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我們的魯迅研究中心希望積極推動魯迅與當代教育發展的熱點問題相融合與促進。我相信,這三方面的推進會讓北師大的魯迅研究傳統在新的時代社會背景下繼續深化,走向新的高度和境界。

鳳媛:王富仁先生無疑是當代魯迅研究中繞不過去的巨大存在,同時也是您傳承“北師大的魯迅傳統”的重要思想資源。您近年也撰寫了多篇文章對王富仁先生學術研究思想進行了深入闡釋。據我所知,您還有一部相關新著即將付梓出版,您能先“劇透”一下這本書的主要內容嗎?您又是如何看待王富仁先生在“北師大的魯迅傳統”中的意義呢?

劉勇: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專業的第一位博士,王富仁“思想魯迅”的提出,是魯迅研究具有突破性、里程碑式的貢獻,也是北師大現代文學研究和魯迅研究的又一座高峰。王富仁提出的“思想革命”的鏡子,是與“政治革命”這面鏡子的對話,王富仁從未將“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剝離開來,相反,他是在“思想革命”的維度去重新思考“政治革命”的問題,是以“思想革命”的深度去重新挖掘“政治革命”背后的意涵,兩面鏡子合在一起才能看見魯迅作品的全貌。從魯迅小說創作的實際情況來看,“思想鏡子”在深入理解魯迅小說時也許更為重要?!八枷媵斞浮钡奶岢?,不僅是王富仁個人學術研究的高峰,而且還是整個魯迅研究界的重大突破,從“思想魯迅”才能回到魯迅,那么怎樣回到魯迅?回到什么樣的魯迅?回到魯迅的哪些方面?我覺得,這不僅是王富仁那代學者要回答的問題,也應該成為現在的魯迅研究繼續要解決的重要課題。這里我也想補充一句,王富仁的魯迅研究是帶著一種真誠的生命體驗,甚至可以說是帶著一種極其虔誠的態度去面對魯迅的,這是王富仁魯迅研究的特色,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某些視野和立場上的遮蔽,這一點我們也沒有必要回避。

同時我還想說,王富仁的學術研究從魯迅開始,從魯迅達到高峰,但并不止于這一高峰。他始終堅守現代文學的“現代”價值,始終發揚現代文學學科的獨特底色與深刻內涵。他對“現代”有著深刻的解讀,認為現代是與傳統相對立的一個概念,它“是在社會歷史時間的維度上建立起來的,是與古典性、經典性、傳統性等代表的在中國古代社會已經產生并被社會普遍認可的事物的性質相對舉的”。王富仁并不否認傳統與現代的傳承關系,也不否定舊體詩詞與新詩之間的歷史聯系。但這并不代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界限是模糊的,更不代表現代作家繼續寫舊體詩詞,我們就要將舊體詩詞納入現代文學史。一味地拓寬現代文學的研究邊界,只是在沖擊這個邊界,甚至會在一定程度上傷害現代文學得以立足的根基和特質。王富仁之所以呼吁要固守住現代文學的研究邊界,實際上是在守住現代文學學科的獨特意義,是在張揚現代文學的學科自信。

你提到的那本書,是我最近即將出版的《思想型作家與思想型學者——王富仁和他的魯迅研究》,也是我近幾年對王富仁先生學術思想的一個系統性研究的成果。這本書從王富仁出現的學術背景、師從淵源,到他“思想魯迅”的突破性貢獻,并旁及他的經典作家論、多元文體論、文化現象論,以及“新國學”學術構想的價值和意義等,進而提煉出王富仁學術思想的特質和對于當代學界的重要影響。我認為王富仁的學術研究是極富個人特色的,這既體現在他以“思想”的方式進入文學,葆有先鋒的文學理念和堅執的價值立場,也體現在他雄渾的思想邏輯和鮮活的敘述方式中。他的研究既是一種專業的學術研究,更融入了自我的生命體驗,是象牙塔中的“學院派”,更是洞察現實的“社會派”。

鳳媛:我注意到您最近幾年在全國很多高校都做過“今天為什么要讀魯迅”的講座,您認為林語堂、梁實秋的文章讀一遍足矣,但魯迅的文章是可以反復讀,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會感到越讀越有滋味。您也強調要去腳踏實地、一字一句地“讀”魯迅,而不是高談闊論魯迅的意義,不僅要“讀”,而且要“讀懂”。您為什么要反復談及這個話題呢?這背后有您閱讀和研究魯迅怎樣的思考?

劉勇:謝謝你的關注。確實,最近幾年,我在很多高校都講過這個題目,聽眾不僅有來自中文系的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還有來自其他專業的學生,聽眾面很廣,大家都來聽這個講座,說明雖然魯迅研究已經蔚為大觀,但大家對于今天為什么要讀魯迅以及如何讀魯迅的問題依然有著強烈的興趣,仍舊有著不解的困惑。

魯迅不僅是我們民族繞不過去的話題,更是世界不斷訴說的話題。日本諾貝爾文學獎得者大江健三郎就曾說過:“我的一生都在思考魯迅?!濒斞敢?8歲的“高齡”登上文壇,豐富的人生體驗和藝術經歷,造就了他“一出現即是高峰”的文學地位。在“五四”新文學作家中,唯有魯迅堅定地把文學作為自己一生的職業,執著地把文學堅持到生命的最后。這提醒我們,魯迅的作品不是用文字來讀的,而是要用生命去體悟的。如今的讀者,包括很多大學生,不喜歡魯迅,這不是魯迅的問題,而是他們還不具備閱讀魯迅的心態和閱歷。讀魯迅,需要成長和積淀,需要我們用不斷豐厚的生命體悟去接近和感受。魯迅的價值,從不在于他的作品在中學課本中多一篇少一篇,而在所有有著深刻思想的人心目中。

因此我堅持認為,魯迅在本質上是一個思想型的作家。理解魯迅,應該完整系統地理解,而不能割裂開來,要把魯迅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要研究魯迅的精髓所在。學界有些聲音認為魯迅已經被研究盡了,沒有什么新鮮話題了,所以盡可能地去挖掘一些非?,嵥榈牟牧?,去研究魯迅哪年哪月哪天做了什么,魯迅在日本跟誰談過戀愛等這樣的問題,我不是說這樣的問題沒有意義,但是對于深刻理解魯迅而言,這些材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用一種凝練的思路去研究魯迅這樣的經典作家,要關注魯迅作為思想型作家的整體,要從方方面面去研究魯迅,而不是去研究魯迅的方方面面。

今天為什么要讀魯迅?這不僅是文學問題,而且是社會問題、歷史問題、未來問題,思考這個問題,本身就是在回答魯迅的意義。魯迅思考的問題今天依然存在,我們要發展得更好,要實現民族復興,就不能回避魯迅思考的問題,不解決魯迅思考的深層次的問題,我們很難做到真正的騰飛和復興。當下我們經濟發展、文化繁榮,但像魯迅這樣始終關注民族精神層面、執著揭露國民性的人太少了。但恰恰因為我們的發展與繁榮,才更需要魯迅這樣的批判精神。

2016年是莎士比亞逝世400周年,英國舉辦的一系列活動充分體現了“無處不在的莎士比亞”這一宗旨。2011年是托爾斯泰逝世100周年,當全世界都在以各種形式紀念這位偉大作家的時候,俄羅斯卻顯得那么的“靜悄悄”。我認為,俄羅斯真正偉大的,不止是擁有眾多的文化名人,俄羅斯的偉大在民間,在老百姓,在他們對自己文化的尊崇,對自己文化名人的尊崇。這一點,是我們特別需要反省的。什么時候到了魯迅的紀念日,中國也“靜悄悄”,那魯迅就真正“無處不在”了,我們的民族也就真正進步了。

四 現代文學研究的經典性和當代性

鳳媛:您近年來主持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京津冀文脈譜系與大京派文學建構研究”,并陸續推出了多篇有影響力的文章,比如《“大京派”文學與京津冀文脈譜系的建構》等。剛剛結束的“世界文明視野中的北京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也是課題組的重要學術活動,云集了國內外多位著名專家學者,將北京學的歷史、現實與未來放置在開放、廣闊的世界文明視野中,以期梳理北京的文化根脈,激活北京的文化內蘊。在我看來,這一研究是您多年來致力于北京文化、文學研究的又一次深化和拓展,而且這種拓展是緊密對接了黨和國家的重要發展戰略,用文化思想為社會現實改革提供依據、支撐和指引的典型范例。您能談談這一課題的核心概念“大京派”的內涵嗎?

劉勇:首先,無論京派文學還是海派文學,越是對它們深入研究,越會發現它們并不僅是作為一個文學流派而存在,它們與特定的歷史背景、社會思潮,尤其是文化底蘊存在著密切的關聯。但是目前學界對京派文學的認識多限于1930年代年代活躍在北京的作家群所形成的一個特定的文學流派,比如周作人、廢名、俞平伯等。我認為將京派看作一個特定時間段的特定地域性文學流派,是遠遠不夠的,它無法涵蓋整個京津冀地區豐富的文學現象,甚至遮蔽了它的無限多樣性。你剛才提到的“世界文明視野中的北京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人民大學的孫郁老師提出了“新京派”文學的概念,認為新京派和周作人、廢名、俞平伯這樣的老京派作家不同,他們是1980年代涌現出來的汪曾祺、呂叔湘、鄧云鄉、舒蕪、周汝昌等,再后面更年輕的還有陳平原、止庵、刀爾登、繆哲、林凱、靳飛等,這些人既保留了周作人等人的審美基調和文學趣味,但也流露出了更多不同的特點,比如汪曾祺的市井氣和煙火味就和周作人象牙塔中的學院派很不同。這就已經充分說明我們對京派的界定需要更加開闊的視野。

“京津冀協同發展”是國家近年來提出的重要發展戰略,不僅要求京津冀三地在經貿交通、生態環境、醫療教育、網絡信息等方面逐漸走向一體化,更在于一種文化脈絡的相通和文化身份的認同。京津冀協同發展包括雄安新區的發展,不僅是經濟模式的探索,更是一種長遠的文化建設。只有在文化上產生強烈的牽連感和向心力,京津冀三地的協同發展才能走得好、走得遠、走得快。近幾年京津冀一體化推行過程中取得的成就和遇到的問題,都越來越證明這一點。

長期以來,我們習慣強調北京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中的重要意義,但是這種長期的“北京中心”意識在某種程度上也遮蔽了京津冀文學的互融共通。京津冀本來就是一體,歷史上燕趙文化同根同脈,已然留下了深厚的基礎,當下三地的協同發展也正有賴于京津冀文脈的歷史涵養。而打通京津冀文脈,激活古老文脈的當下活力,自然要在文學文化上向“大京派”的視野延伸?!按缶┡伞蔽膶W的建構既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現實需要,也是大文學觀理論構想的具體實踐。

我認為,“大京派”文學至少可以上溯至漢魏時期燕趙大地流傳的《燕歌行》《白馬行》《燕丹子》,經由1920年代張伯苓創辦的南開新劇團,1930年代以周作人、沈從文、廢名、李健吾為代表的京派文學,以老舍為代表的京味文學,以及以孫犁為代表的白洋淀派,一直發展到當下以王蒙、劉紹棠、劉心武、鄧友梅、王朔、徐則臣等為代表的“新京味文學”,在從“舊京”到“新京”、從“小京”到“大京”的動態傳承中,完整地展現京津冀文學的發展脈絡和最新走向。從文學發展脈絡來看,京派的文學視域從誕生之初就與其特殊的文化背景緊密相連,與社會的發展變遷息息相關。站在“大京派”文學的視域下,我們既關注京派文學的地域文化根基,又重視其超地域性的一面;既關注京派文學的歷史價值,又更加重視其發展變化及當今的新形態,從時空兩方面打通京津冀文學文化資源,對“京味文學”“京派文學”“白洋淀文學”“紅色文學”“新京派文學”“新京味文學”進行邏輯梳理和整合。

鳳媛:長期以來,有一種觀點認為做現代文學研究不如做當代文學研究更能跟得上時代,從更大的范圍來看,傳統的文史哲學科也似乎不太容易和當下的社會現實產生對話和共鳴。但您的學術研究之路,則是一面向激活現代文學研究的當代性、當下性努力,一面維護和捍衛現代文學的經典性意義。我注意到2021年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由您主編的“今天如何讀經典”系列叢書,包含了對魯迅、朱自清、冰心、蕭紅、巴金、老舍、沈從文、汪曾祺、莫言、余華等經典作家作品的解讀,您近年在多場演講和報告中也談到“今天為什么讀經典”的話題。您可以再談談現代文學研究的經典性和當代性的關系嗎?

劉勇:這個問題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談。首先,從學科發展來看,我們不得不承認,“五四”新文學正在處在一種日漸邊緣化的境地。這一方面由于新的時代社會背景對“五四”新文學以及現代文學學科提出了挑戰。比如1990年代以來興起的“國學熱”潮流,是由于國家不斷富強、國際地位不斷提升,中國更多地需要從自己的傳統血脈、傳統文化中尋找依據和自信。另一方面,現代文學學科自身也存在著時空范疇過于狹小和研究人員過于擁擠的客觀問題。盡管依然成果不斷,但學科已經出現疲勞和重復等嚴重狀況。其實,對現代文學學科的質疑和批判似乎從來沒有斷過。這種質疑與批判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認為“五四”新文學反傳統的姿態,中斷了中國傳統文化和文學的歷史進程;另一方面認為現代文學研究沒有學問,不成體系,沒有來歷,也沒有傳統。但新文學走向邊緣,絕不意味著它的弱化或消亡,相反正是在這種邊緣化的過程中,我們越來越體會到“五四”以來的新文學新文化是難以替代和復制的,甚至是難以超越的。當下所謂“邊緣”的狀況恰恰為現代文學的經典化提供了一個契機,讓“五四”新文學及現代文學學科冷一冷,靜一靜,沉一沉,使曾經風風火火、沸沸揚揚的現代文學真正回歸文學本身,更加充分地顯現出自身的價值。所謂經典化,實際就是這樣一個歷史檢驗的過程,不是所有的東西都重要,更不是打撈出一些本來就該被淘汰的東西,而是由歷史這把篩子,精選出對今天中國社會的發展、民族的強盛具有重要意義的思想和藝術,沉淀出與中國、乃至與世界級的經典作家能夠齊頭并存的大作家,比如魯迅、老舍、沈從文、曹禺、孫犁、蕭紅等。文學史終究只會越寫越薄,現代文學大大小小4000個作家怎么可能一起進入文學史?文學史的價值在于濃縮和精煉,也就是經典化,經典化的重要標準之一就是能否和今天、和當下產生影響和有效對話。

其次,從文學作品來看,經典的文學作品,一定能夠超越具體時空,具有一種探尋生命本質、直達人性深處的力量,同時它也能夠歷久彌新,不斷產生新的價值,這就是它的深刻性和開放性所在。我們看《阿Q正傳》,阿Q這個形象不僅僅是對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的國民性揭露,而是穿越了民族、國界,成為整個人類在人性上共存的普遍特點。而且魯迅揭示的這種人性中共存的頑疾,并不是一經揭露就能批倒批臭、一經批判就能徹底消失的。它有強大的生存基礎,甚至在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中具有某種特定的合理性。它依附在人類社會某種機制的溫床上,寄生在人的頭腦靈魂中。理解了這幾層意思,我們才會理解為什么《阿Q正傳》能夠經久不衰,在不同時期、不同國家都能受到關注、引起共鳴。蕭紅也是如此。雖然她只活了短短的31歲,但她的作品卻擁有久遠的生命力。她是東北作家群的一員,但又超越了東北作家群的群體特征;她具有左翼文學的特質,但又超出了左翼文學的范疇;她具有女作家的細膩和敏感,但又超越了女作家的共性,擁有粗獷、青澀、孤獨的特有個性。蕭紅之所以在文學史上有其重要地位,自然與左翼作家、東北作家群、女作家的身份等有關,但更與超越這些身份有關,與她自己獨特的風格魅力與人格魅力有關。

最后,我認為傳統是在動態中發展的。傳統是一個不斷發展甚至不斷變化的概念,它的沉淀和傳承需要有相當的時間長度,也必然伴隨著動態的發展變化?,F代文學承續傳統而來,并在當代順勢發展,動態地構成中國文學的完整面貌。舉例來說,20世紀中國文學中,存在著不少橫跨現、當代文學兩個時段的作家。這些“跨代”作家的文學活動、思維慣性和創作態勢經過了1949年的歷史巨變和以后的時代變遷,前后會有很大的波動起伏,并使得部分作家的文學觀念和創作風格會產生前后明顯的差異和變化,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的文學觀念和創作風格就會與以前徹底劃清界限。比如丁玲,她對文學和政治的關系的思考貫穿了其創作生涯的始終,這也正是從現代丁玲到當代丁玲內在的精神關聯,只有意識到這種整體性,才能對丁玲這個作家形成一個清晰、完整的認識。再比如莫言的文學創作是最具有“五四”新文學所開創的現實主義精神的,同時,他的魔幻手法,充滿想象力的語言和情節,在對歷史和社會現實的觀察與思考中,最大真實地折射出生活真實的本質?!犊袢巳沼洝穼憽俺匀恕?,到了莫言的《生死疲勞》中,我們依然看到了“吃人”等情節,在莫言更加夸張、奇詭的魔幻表現背后,是與“五四”作家相同的反思和現實精神在延續。所以現代文學的經典性和當代性,并不是割裂的關系,而是相輔相成的。再偉大的經典也要回到當代,回到當下和今天,因為這些作家作品能夠和當代當下進行有效對話,甚至產生指導性意義,所以更能夠體現他們的經典性意義。

鳳媛:縱觀您的學術研究,我感覺可以用“廣度、深度、溫度”來概括:既有高屋建瓴的文學史視野,又有精致而微的作家作品重釋,既有從文學到文化研究的多維度,又有從歷史到現實的縱深度,既有和西方理論資源的對話,又有對中國本土學術體系的梳理,既有學術理論建樹,更充滿了人文關懷和現實激情。作為在現代文學研究領域深耕多年的資深學者,您有什么治學的經驗之談嗎?

劉勇:談不上經驗,只是我這么多年來做現代文學研究的一點體會。我一直認為,做學術研究并不是僅僅需要象牙塔中、學院派式的專業訓練(當然這是成為一個學者的基本前提),還需要對歷史、對現實社會、對人生的體驗、感悟和沉淀。我曾經在一個訪談中提到我年輕時因為出身不好去當裝卸工的經歷,并且說“生活是文學的料子”,對于一個作家而言,豐富的人生閱歷是好的創作的一個前提,對于我們學術研究者而言,生活的閱歷以及對這種閱歷的體悟同樣重要。我們說文學是人學,研究文學更是在研究人學,研究人生和世界。

所以我們在做研究的時候,首先視野要打開,不僅要研究一些比較專門的問題,也要學會跳出來思考?,F在的學術環境從硬件條件來講越來越好,但人文學科趨向專門化、精深化,也造成了我們學者研究問題時不容易打開思路,有所局限。要時不時地跳出來看看別的領域和專業在做什么,其他學者在做什么。其次,我們既要維護學科自身的邊界和經典性,同時也要看到學科潛在的現實對話性,也就是當代性。我們不能僅僅做象牙塔里的專家學者,還要看到自己的研究和當下這個瞬息萬變的社會之間能夠產生怎樣的關聯,能夠發揮怎樣的作用。學問就是邊學邊問,亦學亦問。問的不僅是專業領域的探討,還包括和現實社會的對話。最后,我覺得我們還需要把做學問和為人處世、待人接物這些人生歷練結合起來,我一直強調要“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識萬種人”,用人生經驗和人生智慧讓自己的學問有深厚的人生底蘊。

鳳媛:和您聊了這么多,感覺好像又回到了北師大的讀書時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就像您說的,學術的精進倚賴于對前輩學者積累下來的學術傳統的吸納和傳承,我想今天的訪談不論從內容還是意義上都契合了這種學脈傳承的精神。謝謝您!

劉勇:謝謝你的這些提問!同時也特別感謝《當代文壇》“高端訪談”欄目提供了這樣的機會,以這樣一種師生對談的方式,讓我對近些年來學術上的一些新的思考和動向做一個系統的梳理,既是一種總結,也是一種反思,為今后的學術發展繼續蓄力?!暗雷枨议L,行則將至,行而不輟,未來可期”,我一直這樣激勵自己,也與你共勉!

(作者單位:劉勇,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鳳媛,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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