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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深入文學內部,撥開現實迷霧 —— 新時代文學晉旅訪談之崔昕平、李燕蓉
來源:《映像》 | 呂軼芳  2023年03月30日07:17

這一期的新時代文學晉旅專欄訪談兩位女性,一為兒童文學專家型人物崔昕平,一為知名小說作者李燕蓉,兩位談出了各自領域的優勢與思考,也談出了女性在這個時代的橫截面,點滴涓流,有趣有益。

崔昕平,太原師范學院文學院教授,文學博士,碩士生導師,中國作家協會兒童文學委員會委員,山西省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首屆簽約文學評論家,太原市宣傳文化名家兒童文學名家工作室領銜人。致力于中國現當代文學(兒童文學)研究,曾任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陳伯吹國際兒童文學獎、大白鯨世界杯原創幻想兒童文學獎、全球華語科幻星云獎、少兒科幻星云獎等多項兒童文學獎評委。著有《出版傳播視域中的兒童文學》《中國童書出版紀事》《兒童文學批評現場》《新聚焦:兒童文學創作現場》《新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現場研究》《兒童文學研究》等。近年來,主持、參與國家社科基金、教育部課題4項,參與編寫《新中國兒童文學70年》等兒童文學領域大型學術工具書項目多項,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小說評論》《南方文壇》《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等報刊發表兒童文學評論文章百余篇。

呂軼芳(以下簡稱“呂”):作為一名70后評論家,您是怎么走上兒童文學評論這條道路的呢?

崔昕平(以下簡稱“崔”):回顧自己從事兒童文學評論之路,腦子里總是蹦出安徒生那篇《光榮的荊棘路》。我所研究的兒童文學領域,并沒有獨立的學科地位,隸屬于中國現當代文學。人類文明史上,由兒童的自覺到兒童文學的自覺,僅兩百余年歷史;我國兒童文學自“五四”時期有識之士熱切建構至今,僅短短百余年。與坐擁幾千年歷史積淀的文學大家園相比,兒童文學是弱小的,也時常被忽視、甚至矮化。當我十多年前站在師范學校的講臺上,看著對兒童文學一臉茫然的未來小學語文老師,想著靠她們進行文學教育的3億多的少年兒童群體,忽然感到,兒童文學學科建設太重要了!正如曹文軒所說,“兒童文學是為人類提供良好而人性基礎”的,怎能長期被如此忽視!于是萌念考博,2009年追隨北師大王泉根老師攻讀兒童文學博士學位,并很快參與到了兒童文學的研究隊伍之中,寫論文、寫論著、寫評論,不亦樂乎。

呂:作為一名女性評論家,一名大學教授,又是一名妻子和母親,工作和生活是怎么平衡的?尤其是您近年來擔任多項兒童文學獎項的評委,經?!疤焐巷w”,有沒有來自生活方面的困擾?

崔:作為一個有自己的研究領域和學術興趣的女性,在家庭和事業方面,我似乎還完成得中規中矩。我還算是很好地平衡了家庭與職業的關系。而且,因為文學評論工作的需要,我的閱讀視野比較雜,不是天天只關注柴米油鹽,而是大事小情都想了解點兒,這也讓我可以對很多事情表達獨立的觀點,讓我擁有了社會性的話語能力,偶爾還能在面臨某些決策時貢獻點聽來頗有道理的意見。我想,我平衡家庭與職場的路徑,就是在家庭中達成對我的職業價值的共同“認同”。這樣一來,也許家務活上糙了點兒,但也能夠獲得家人的理解吧。

呂:目前大家關注兒童教育非常熱,甚至到了內卷的程度,各種各樣的兒童教育理念風起云涌、魚龍混雜,作為一名兒童文學的研究者,您自己的兒童觀是什么?關于教育孩子有哪些方面的指導?

崔:我高度認同家長這個“職業”是世界上最具難度和挑戰的職業,也是最容不得試錯與怠慢的職業。我的兒童觀,其實也是不斷調整的。最初比較理想化,秉持的是洛克的“白板說”,主觀地為孩子填涂未來,規劃藍圖,甚至有些霸道、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架勢?,F在回想,自己實在是過于“成人意志”了。事實上,隨著孩子逐漸長大,我與孩子天性的各種博弈,并沒有成功。所以,我越來越意識到,盧梭的“自然主義”才更具意義。孩子是一個獨立的生命體,是他自己。家長陪伴引領孩子的成長之路,不應該預設太多的博弈,完全可以走得更和諧,更多一些對孩子由內而外自然成長的信心。

呂:作為一名評論家總是“為他人作嫁衣”,關于兒童文學您發表了許多獨特的真知灼見,但是對于評論家自己卻是疏于評論的,今天不妨借此機會,對您自己做一個總結,您認為您自己是一個什么類型的評論家?您關于文學事業的終極理想是什么?

崔:我想,自己應該是屬于一個更關注文學現場,并努力針對文學現場發聲的研究者,傾向于從史料入手的整體文學觀和文學視野。這十余年來,與史料耙梳并行的,是與兒童文學創作現場越來越近的距離與介入。高速發展的兒童文學,較新世紀初至少翻了5倍的創作量,制造了新的文學潮流,構成了新的文學熱點,觸發了新的文學議題,也悄然改變著文學的整體觀念與格局。我在努力緊緊追蹤當代兒童文學創作動態,以兒童文學現場為聚焦,探討中國兒童文學本土演進的動因動程,以及由此生成的中國兒童文學的本土氣質;探討新時代兒童文學面臨的典型問題與現象,以期在此基礎上對未來兒童文學的良性發展給予理論推動。如果說終極理想,大約是能夠多為中國兒童文學美學有所建樹。但目前看,我在兒童文學的文藝理論建構方面還沒有什么建樹,也還不太敢作出立論。這也許還需要足夠多的積累吧。

呂:您以一己之力使山西文學兒童文學評論上升了一個高度,在這個過程中有哪些鮮為人知的心酸故事?對于山西兒童文學的發展您有哪些好的建議和創想?

崔:哦,這個不敢當!近年來山西兒童文學確實迎來了越來越明朗的發展生態。這個專業領域的拓展過程,雖然并不容易,也并不心酸。因為我很幸運,遇到了一批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懷著共同的兒童文學理想,務實地做事情。前有省、市作協設兒童文學專委會,有山西出版集團尤其是專業少兒出版人的共同聚力,后有市委宣傳部兒童文學名家工作室項目獲批落地,有志于兒童文學的朋友們抱了團兒,聚了力。我們也以團隊的面貌,做了許多大事情,比如歷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獲獎作品研究,我們與《文藝報》策劃并議定該項目的專項研究,專欄開欄,先后已有九屆研究成果刊發,在全國范圍引起了極大反響。

我想,兒童文學是一項頗有使命感的事業,我們省的兒童文學發展正走在一條創作、出版與評論三駕馬車形成合力的正確道路上,省市作協與工作室的平臺,也讓我們有可能做更多的大事,讓山西兒童文學在全國范圍內更多地發出自己的聲音,開展更多的跨省市、跨地域的文學交流與互動,開闊思路,取長補短。同時,借助現有平臺,開展更多形式的改稿會、交流會,從創作源頭給予引導,發現培育作家,定位自身特色,并進一步開拓報刊等媒體平臺,對創作給予及時、專業的反饋。

呂:到目前為止,您出版了多部關于出版傳播與兒童文學的互動關系的著作,對改革開放三十余年來中國少兒出版與兒童文學之間合作與博弈的復雜關系進行了學理的歸納與分析,那么關于當下兒童文學的出版現狀您最為關切的問題是什么?在市場、出版、兒童幾個領域的相互博弈中,有哪個環節是我們最需要去關注的?

崔:確實如此。我的研究領域,始終對兒童文學出版傳播保持高度關注。進入21世紀,圖像、影視、網絡及數字化新媒介等“視覺革命”極大沖擊和改變著人們的閱讀習慣,同時,資本經濟與文化產業又在拉動著文學生產,文學產品,尤其是兒童文學作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與規模走向廣大的閱讀群體,文學作品的文學性遭遇商業化的侵蝕,膚淺化、娛樂化、碎片化、平庸化、快餐化成為包括兒童文學在內的一切文學創作所面臨的巨大挑戰。兒童文學批評如何發揮評論引導的力量,是我們必須正視的問題,也是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對兒童文學的創作熱情與言說熱情都不再僅僅是兒童文學“圈子”內的事情。同時,市場化也將兒童文學創作與出版推向文化屬性與商品屬性、教育屬性與娛樂屬性間的艱難博弈。同時,兒童文學生態發生巨大變化。兒童文學真正的受眾——小讀者浮出水面。兒童的意識與喜好決定著暢銷書的走向,而成人精英意識則體現在兒童文學獎項的評選結果中。這導致了部分兒童文學獲獎作品“叫好不叫座”,在兒童讀者中缺乏閱讀口碑的“小眾化”現象。同時,直面市場的兒童文學創作又顯現出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日益交好的趨勢,不斷撕扯著精英的評價尺度。

面對這種文學亂象,文學評論家作為特殊的讀者群,對文學作品的評價具有導向作用。文學評論家可以幫助大眾認識一部作品的審美價值,進而使某部作品在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也可以將一部作品排除出文學史之外。兒童文學評論家不應囿于精英文化的尺度而忽視“兒童本位”,應重視兒童文學門類的特殊性,蹲下來,貼近兒童的審美心態,以兒童文學的美學標準評價作品;應對當下作品給予及時、客觀、有效的評價,發現當下的經典作品,推動其進入歷時性的檢驗,剔除低俗作品,為兒童讀者提供有效的評論引導,切實參與兒童文學史的建構過程。

呂:關于山西兒童文學的創作隊伍的壯大您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方便告訴我們主要有哪些舉措?您對于咱們山西兒童文學創作的期望是什么?

崔:綜觀山西兒童文學,創作層面,持續開展兒童文學創作的作家在各自文體領域的創作日臻成熟,越來越多的非兒童文學作家開始關注兒童文學并開啟創作;評論層面,多項具體的激勵與互動推動了山西兒童文學評論隊伍的擴展;傳播層面,省內出版單位有意識地對兒童文學投入了更多扶持,針對性專項逐一實施;兒童閱讀推廣也逐漸形成了一定的社會影響。山西兒童文學持續了不斷摸索、聚力、前行的發展態勢,多維交互與良性循環逐步建立。但若跳出省內視野展開橫向比較,則從量的角度看,山西兒童文學的作家隊伍人數還極少,作品數量也極為有限;從質的層面看,作品質量存在明顯的參差感,部分作品的兒童文學寫作仍顯生澀,相對優秀的作品影響力也基本集中在省內,還未涌現全國知名的標桿性作家;從評論互動環節看,山西兒童文學受到的全國范圍的關注還很稀少,山西兒童文學的話題性、參與當代兒童文學建構的能力還明顯不足。山西兒童文學的創作力量仍處在一個逐漸聚力并尋求發展的成長階段。

一方面,我們仍然會努力擴展創作格局,期待更多的跨界創作為兒童文學注入新的文學力量,其二,如何引導有一定創作實績的作家更多參與文學交流互動,提升他們作品關注度,也是一個較為重要的問題。若有可能,我們仍將借助現有的平臺,跟蹤、培育一些創作選題,以改稿會、前置作品研討會等形式,讓文學評論更早介入作品的成品過程。我們也還將邀請全國范圍的資深評論家、優秀兒童文學作家來省內開展各種形式的專題講座、研討會交流,多“請進來”“走出去”,與全國兒童文學創作、評論、出版與閱讀推廣領域開展各層面的交流溝通,促進省內文學訊息的快速傳播。

呂:評論是一項非常辛苦的工作,要閱讀大量文章后才能寫出一篇千字文,尤其您發表了許多追蹤現場的文章,這些都需要您及時、睿智、準確的反饋,尤其是要關注全國的兒童文學作家的最新作品,您是怎么做到在短時間內閱讀完并且寫出專業的評論文章呢?

崔:確實如你所說啊,我最大的困擾也正在于此。要大量閱讀,要有所思,要形成判斷,要落筆成文,這些都需要時間,需要腦力、精力高度集中。所以,我在其他事情上常常是做減法的,包括智商。比如認路,這個功能就完全失蹤了。我是特大號的路癡,在校園里、教學樓里都常常暈頭轉向。我們家幾乎天天有快遞,一大半是書。我覺得廣泛閱讀還是最有效的法寶吧,包括非兒童文學類的作品,包括文藝理論類的書籍。廣泛閱讀才可能保持一個相對活躍的思路和一個相對開闊的視野,在比較、鑒別中,獲得對所評論作品的相對深入的理解與評價。

呂:都說作為評論家更加的理性一些,您認同這個觀點嗎?您在寫評論的時候是如何處理感性與理性的問題的。

崔:這個我高度認可。隨著以評論為業的日子越來越長,對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下判斷或者做決策時,確實更加理性了,甚至很多時候習慣于透過現象看本質,越過過程看結果。但這并不妨礙我同時在感情上越來越感性。這也是因為閱讀吧!因為頻頻接觸情感豐富的文字,我可能比年輕時更容易為某一句話、某一個場景或情節所打動。我想這也是一個從事文學評論工作的人應該葆有的素質。如果沒有了對文學、對生活、對情感的敏銳感知能力,怎能算作深入文學的內部?無法深入文學的內部,就品頭論足,顯然是拒人千里的硬闡釋。

呂:您看上去那么年輕,是男生和女生都喜歡的優雅知性又可愛溫柔的女性,是不是搞兒童文學研究都有青春不老的功效?(笑)我看您喜歡養貓,您在搞學術之余還有哪些放松的方式?

崔:是嗎?有點兒顯年輕?可能就是因為一直在汲取,也就一直處于“成長”態,一直沒成熟、沒定型吧?也確實因為從事了兒童文學研究,很幸運,更多地接觸的是傳遞真善美的作品,心態更加陽光些吧。至于我的貓,我覺得它也如我一樣,始終好奇心重,始終貪圖自在的狀態。所以很多時候和它對視一會兒,接受它呆萌又誠摯的眼光洗禮,很放松,很治愈!

呂:馬上就要過三八婦女節了,作為成功女性的榜樣,您有哪些話想對我們的女性朋友說?

崔:啊呦,談不上成功??!看到這個詞我有巨大壓力。我把這視為此次訪談策劃方對我的一種巧妙鞭策!節日確實馬上要到了,現在女性朋友們往往會將三八婦女節改為一個更為文雅且美好的名字,叫“女神節”。我想,這應該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女性一種共同期待吧,未必都要像女神一樣“美”,但可以像女神一樣“仙”,做個善良、自在、灑脫、獨立的女子,悅納自己的現實生活狀態——如果實在無法悅納,就做個溫柔的實干家,慢慢改變它。

李燕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山西省文學院簽約作家,山西省女作家協會副主席,曾就讀于魯院第十八期高研班。2004年開始寫小說。發表近80多萬字。作品散見于《中國作家》 《十月》《北京文學》《青年文學》《鐘山》《山花》《山西文學》《黃河》等雜志。作品多次被《小說選刊》和《中篇小說選刊》選載。2010年《飄紅》獲第五屆“趙樹理文學獎”短篇小說獎。2015年小說《出口》獲《中國作家》鄂爾多斯文學獎“新人獎”和獲第七屆趙樹理文學獎”長篇小說獎。出版小說集《那與那之間》《半面妝》《晝顏》。出版長篇小說《月光花下的出離》。2019年中篇小說《等待》改編成電影《來處是歸途》。2022年完成長篇小說《望鄉》創作。

呂軼芳(以下簡稱“呂”):您是怎么走上寫作這條道路的呢?您寫作的終極目標是什么?

李燕蓉(以下簡稱“李”):任何一件事總有初始,談起的時候一般都是在回憶,而“回憶”又是這個世界上最不靠譜的事情之一。一些舊事、舊的記憶經過時間的浸泡、發酵,走樣的走樣、變形的變形,不但可能莫名其妙地被添加、篡改,更可能會延伸出一篇篇比小說還要離奇科幻的東西來;可凡事總有例外,回憶偶爾也會突然變得比科學還要精密,會引領我們抵達一些我們尚未認知的地帶,但究竟如何會變得如此精密,多數時候我們無從知曉。我回看最初寫的幾篇小說中充滿了窒息和逃離,那個時候女兒剛剛出生,生育對女人而言從生理到心理都是一場大的變故,由變故延伸出的矛盾和情緒遠比照顧一個孩子更讓人心力交瘁。寫作對于那時的我而言是個出口吧,所以我感激寫作。至于寫作的終極目的只有一直寫下去才會知道,對現在而言就是想一直寫下去。

呂:讀了您的文章感覺您是一個既颯爽干練又情感細膩的睿智而神秘的女性,您的微信頭像就是您家的小貓咪,喜歡養寵物的女生給人的感覺是極端溫柔的,給我們講一講小貓咪的故事吧,您是怎么把這種睿智理性和同情悲憫的情懷在作品里融為一體的?我覺得這是您很明顯的一個個人風格。

李:貓是和人的習性最接近的一種動物——敏感、善變、孤獨、疏離、喜怒無常又常常以自我為中心。貓也是唯一被人飼養卻很難完全去除野性的動物。我養的貓是我在東陽鎮掛職期滿臨走的時候幾個小朋友送給我的。他們都以為我微信叫大貓貓所以一定喜歡養貓,其實在那之前我從未養過貓,大貓貓是女兒上幼兒園給我起的外號,同時也是女兒小學4年級幫我注冊微信起的初始名字,我一直未改。她一直沒有喊過“媽媽”這個詞,之前叫大貓貓,隨著日漸長大她現在叫我小咪,所以“媽媽”這個稱呼于我而言其實是生疏的。送我貓的幾個小朋友買了養貓用的全套設備,貓包、貓砂、貓糧、貓玩具。他們并不完全理解我又高興又遲疑的態度,那樣一個柔軟的毛茸茸的小東西抱懷里,任憑是誰都會被它融化,但是對于接受一個生命體,我卻是遲疑和恐慌的,我要經歷它的一生,看它生老病死,那時候,我是抵觸的。但已經遞到了面前,似乎也只有接受。中間也試圖把它送給我一個養寵物的朋友來養,但是離開的瞬間,貓輕聲一叫,我就感覺是我遺棄了它。到現在它三歲半了,我想說沒有什么比一個毛茸茸的東西更能治愈你,尤其在漫長的疫情期間。抱歉,說起貓會完全停不下來。其實貓咪也是一個理性和悲情的結合體,你問題里說到小說中理性和悲憫情懷非常感謝對我小說的解讀,活得越久,見到的越多,越是很難完全意義上去定義一個惡人。小說中的悲憫和溫情是人活著不斷回望里那一點點可憐的光亮。

呂:您一出道就不同凡響、一鳴驚人,2005年,您首次決定把短篇小說《對面鏡子里的床》投向文學雜志,目標就選中文學界影響很大的《北京文學》,最后一舉擊中,還受到了文學名家白燁先生的關注。當時投稿的時候有沒有覺得緊張不安?如此高的起點對您今后的創作會不會造成一定的壓力?

李:特別不好意思,那個時候我寫小說不久,寫完會廣投,就是一篇稿子一下子會投三四家雜志,然后等回音,小說能發表并且受到評論家關注,我非常高興,至于緊張和不安倒不會有,在某些方面我是比較遲鈍和自我的一個人,就是不知道要擔心什么害怕什么,會有一種傻無畏的精神在。

要說壓力也是有的,后來就不敢那樣肆無忌憚地投稿了,因為有一篇稿子《深白或淺色》前后腳被《十月》和《北京文學》選中,就是一周內兩個雜志都給了回音,然后就被編輯教育說,同一篇稿不能這樣同時投好幾個雜志,不尊重雜志。所以后來我在投稿的時候就比較謹慎。

呂:您寫作的時間是怎么安排的?尤其是作為一名女性作家,既要上班又要照顧家庭,工作和生活是怎么平衡的?有沒有來自生活方面的困擾?

李:女性似乎不可避免地總要面對家庭和寫作的取舍或者協調。除了家庭里瑣碎事情還要處理自己內心的矛盾,女人有了孩子很容易因為沒有照顧好孩子而產生內疚,而且客觀上看生育的確會給女人帶來更大創傷和更長的恢復期,當然這也是另一種財富。我的寫作開始于生育之后,所以從一開始它就需要擠時間,不帶孩子和不做家務的空檔都會成為寫作的時間,而真正的困擾還是來自寫作本身,隨著寫作年代越長,困擾的問題也會越多,寫作本身就是“痛”并快樂著吧。

呂:有評論家說您的作品具有濃郁的畫面感和色彩感,您的好多代表作諸如《那與那之間》有許多關于繪畫藝術的描寫,我們知道您以前就是繪畫專業的后來轉型到寫作,這對于您的寫作有哪些特殊的啟發?對于您的文字風格的形成有什么影響?

李:我覺得一個人所有的經歷或深或淺都會成為烙印,無論是所學的專業以及過往種種都會在某個時刻帶入你的生活和寫作中。繪畫伴隨了我整個少年和青年時光,它像塊彩色的玻璃可能曾經劃傷過我,但它折射出的光芒還是投影在了我整個的生命中,所以我的作品里不可避免地會折射出繪畫的影子。關于作品的文字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怎么組織語言,繪畫已經是成長的一部分,一定會帶到寫作中,小說語言會有寫作訓練的因素,但更多的還是跟著人物感覺和故事結構走。在撫摩那些文字的時候,我感到過一些模糊的快樂,看著它們一行一行地顯現出來,我可以按我的情緒排列它們,快樂就一點一點地溢了上來。

呂:2013年5月1日中短篇小說集《那與那之間》由二十一世紀出版社出版,入選(全國10位最好看女性小說集),這可以說是您的第二次創作高潮,它收錄了您之前所有作品的精華,可以說是對您十年來創作成就的一次檢閱,對于這部珍貴的作品集你一定有很多話要說吧。

李:《那與那之間》小說集是我的第一本小說集,也是拿到書我抱著睡覺的一本書。因為這本書是被選入“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才出版的,當時,入選“21世紀之星”或者得魯迅文學獎或者得茅盾文學獎的作者可以直接入中國作家協會,所以那一年,我也因為出這本書而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至于是否是第二次創作高潮,我并不自知,因為我很少回頭去看我寫過的小說。

呂:2021年小說《等待》改編電影《來處是歸途》榮獲第十二屆紐約獨立電影節最佳劇情長片獎,可謂是您創作的又一個高潮,之前您想過這部作品會被改編成電影嗎?這部電影反映的是阿茲海默癥患者家庭內部的生活真相,探討了“臨終尊嚴”這一嚴肅主題,引起了很大的社會反響,談談您創作這部作品的初衷。

李:我的小說被改編成電影,我其實很意外,我小說中充斥著大量的心理描寫,故事卻并不曲折,或者說沒有那么強的戲劇性。但是編劇張衛平老師和導演劉澤都說,他們特別喜歡這種小說中“等待”這種設定,還有其中直面生活瑣碎的平靜敘事的架構模式。小說《等待》的創作初衷是因為我一直感覺“等待”雖然會煎熬人的心智,卻并不能算是最壞的事,至少,它包含著某種希望。而希望,很多時候其實是自己給自己的一種暗示,但這暗示的源頭一定來源于另一方,可能是某個人、某件事、也可能來自整個所處的世界?!兜却沸≌f中,主人公李耀一直都在等待,有時,等待愛情;有時,等待壽衣最終有個著落;最后,他也還是在等待……但最后的等待已經沒有了之前的焦慮,只是等待而已。你可以說他是蕭條,但也可以理解為平靜地活在當下,至于希望,一定有,無論多渺茫,只要有,那就是一個盼頭,與其煎熬,不如面對,而且是平和一點兒面對。

呂:您在創作談里多次提到您的小說里面的人物都是在找一個出路,自己在和自己對抗。但是我們在閱讀您的作品的過程中,并沒有感受到強烈的矛盾沖突,您似乎在刻意淡化作品的故事性、鈍化矛盾沖突,沒有抓人眼球的大喜大悲,您在創作的過程中是怎么取舍的?為什么不追求風格鮮明的形式,諸如遲子建、木子美、安妮寶貝等等以極其獨特的藝術風格一戰成名,是缺乏這種獨樹一幟的勇氣嗎?還是您有另外的價值取向?

李:感謝您對我作品的解讀,曾經也有評論家也這樣評論我的小說——就是說我的小說不夠犀利,沒有強烈的批判意識。但我覺得這恰恰就是我要表達的,一種溫吞的、俗世的、沒有那么戲劇化的人生寫照。因為打磨掉我們光芒和耐心的從來不是那些戲劇化的瞬間,而都是日復一日的平淡。但是我們所有的寫作基本上是我們的經驗,生活經驗也好,什么也好,都是與世界的一種關系。而我們所有的經驗,其實不過是對世界的一種誤讀。不過只要寫著就好,因為寫作從來沒有正解。

呂:您的創作具有鮮明的都市敘事描寫風格,選擇都市寫作是與您的成長環境有關嗎?有一段時間,您的寫作對象重點放在中產小資男人群體,力爭深刻挖掘這個群體的內心世界,所以我們很難從文章中猜出作家的性別,您是怎么找到這個主題的?是為了刻意回避女性作家這個身份嗎?

李:我小說里寫過不少“小中產階級式的中年男人”。他們沒有知青那一代動蕩的青春、也沒有下一代人那樣物質豐厚的童年。他們有的只是平庸、貧瘠的記憶和對未來極度肥厚的想象。他們的生活看似豐富多彩,卻又難掩壓抑、無奈。他們是飯店以及一系列消費場所最忠實的顧客。在流光溢彩的燈光下進進出出,表面看起來無論如何都是體面、風光的。但因為有了“小”這個前提,一切又注定只能是縮手縮腳、瞻前顧后的。同時,這些人又都有著自認為較重大的責任心。而責任心說實話更多的時候都是體面清晰地走出來然后面目模糊地示人,有時候僅僅是掩飾真實情境最好的一個幌子罷了。所以,他們盡管很努力,努力抓住任何屬于自己的機會。但他們可把握、可揮霍的機會如同他們的年紀一樣,有限得很。多數時候,他們只能隨著社會的洪流旋轉、淹沒、甚至墮落。其實,誰又不是在社會的洪流中旋轉呢?在筆下,我賦予他們更多的是溫情,《蹲在暗夜里的男人》他一方面猶豫、膽小甚至卑鄙著,但另一面對妻兒、對父母卻又極其負責。他不斷回望自己的過去,卻又無法正視和拯救自己。他的墮落掩藏在溫情里,卻也折射出太多小人物的悲哀和無奈。我筆下還有一部分是70年代和80年代這批人,因為同齡所以也更感同身受。我們所處的是一個空前紛繁變幻又快速發展的時代,共性的精神追求越來越多地被多元的個性價值實現所取代,每個個體都主觀希望私人存在空間可以足夠放大,但快速發展所帶來的碎片化、遺忘化的時代也隨之到來,尤其城市,無論記憶還是個體都會快速被新的東西、新的樣貌所覆蓋,最終呈現的只能是不斷層疊覆蓋下的景象和個體,由此帶來的沒有歸宿感、心靈無處安放、茫然彷徨而產生的虛無感,包括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都將人輕而易舉地推入一個巨大的漩渦,讓人身不由己地被擠壓吞噬,甚至在掙扎中喪失了活力和朝氣,向生活繳械投降,但任何時代、任何時候總需要也總會有人撥開那層迷霧,和最初的自己、和理想的自己重逢、相聚。

呂:您的創作歷程可以分為幾個階段?從2005的《3%度灰》到2009年的《飄紅》再到2015年的《出口》,是不是也是也可以看作一個女性從懵懂無知到拼搏進取最后再輾轉反側尋找曾經的自己的心路歷程?

李:是的,您描述得非常恰當,我的確是經歷了這樣的過程從懵懂到輾轉反側。但是寫到今天,越來越覺得小說其實沒有辦法完全刻意為之。我們的確可以通過寫作訓練、思考、不斷增加寫作的數量來加強寫作的能力,但是一些最令人舒服、清涼、或者炙熱的字詞、句子我懷疑在開始之初就有了屬于它們自己的走向和生命。真正的佳作如同人間美景可遇不可求,但是不可否認,沒有一天天、一篇篇如同數字般的文字累積,沒有那些長久的等待,你也就錯失了與它偶遇的機會。寫作說到底就是一種長久的等待。

呂:“三八節”來臨之際,對女性朋友您有什么要說的話?

李:歷史和社會都曾賦予女性太多沉重的責任,褒獎的話似乎也唯有承擔、包容才是女性應該具備的特質,隨著社會發展女性應該有更多的可能性,更多的空間,更多的時間。除了是妻子、母親,我們首先是自己,所以我們要多愛一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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